政策出臺助力市場發展 民間收藏迎來“東風”

12月27日，由國家文物局、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場監管總局六部門聯合出臺的《關于加強民間收藏文物管理 促進文物市場有序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頒布。如此“重磅”政策一出臺，便引發了業界的廣泛關注，并掀起了一波輿論的熱潮。

據悉，該《意見》包括15項內容，涵蓋文物鑒定、文物保護、文物回流、文物拍賣等領域。可以說，其聚焦社會文物重點難點和改革發展問題，奠定了新時代民間收藏文物和文物市場監管、服務的工作基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探索”“簡化”“優化”等用詞多次在《意見》中出現。這讓業界普遍認為，該《意見》以積極的態度回應了民眾期待，探索民間收藏文物保護利用和文物市場有序發展之路的意向十分明確，令人振奮。

縱觀《意見》，文物鑒定被列在第一條，由此可見其受重視程度。眾所周知，鑒定市場魚龍混雜，是收藏界一直以來面臨的“老大難”問題。面對這個問題，國家文物局于2020年在上海啟動了社會文物綜合改革試點，探索建立文物鑒定公益性咨詢服務機制，同時指導廣東、浙江、陜西等省組織文博單位開展公益性鑒定。

此次出臺的《意見》則明確提出建立文物鑒定公益性咨詢常態機制，鼓勵有條件的國有博物館、國有文物商店、涉案文物鑒定評估機構等，面向社會提供公益性咨詢服務。同時，還將進一步探索建立國家文物鑒定評估管理體系，對文物鑒定機構和人員實施資質資格管理，規范文物鑒定經營活動，向廣大收藏愛好者提供規范、優質的鑒定服務。

另一個被廣泛聚焦的內容來自文物回流。據介紹，近年國家文物局積極與與財政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等部門溝通協商，研究促進海外文物回流的稅收政策。特別是2020年起在進博會試行文物類展品5件免稅進境銷售政策，備受收藏愛好者的期待。根據《意見》內容，下一步，國家文物局將會同相關部門，通過“發揮自貿試驗區、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示范、綜合保稅區、進口博覽會等重點平臺開放優勢，引導鼓勵海外文物回流并向社會提供展覽等公益服務”。

除此之外，《意見》還在支持民間文物收藏者開辦非國有博物館、探索建立民間收藏文物登記交易制度、簡化傳世品為主體的文物拍賣審核程序、試點將符合條件的古玩及舊貨市場中涉及文物經營的商戶納入文物商店管理等諸多方面給予了明確指引。

眾所周知，政策的出臺是助力市場發展的“東風”。當新的號角吹響，業界又有著怎樣的反響?在該《意見》出臺后，中國商報記者第一時間獨家專訪了來自文博界、拍賣界以及收藏市場的資深人士，一起來聽聽他們怎么說。

盧永琇(天津美術館副館長)：

六部門這次出臺的政策非常及時、非常有必要，因為在工作中我們確實遇到過很多有關民間收藏的實際問題。這次出臺的意見把“規范鑒定”放在第一條，能看出對此的重視。

在工作中遇到民間收藏時，其實我們還是以相對嚴格的態度去處理的。目前在天津美術館舉辦的民間收藏展覽大致分兩種情況：一是老一代藝術家子女收藏的父輩遺留作品展，這種家藏作品一般來說鑒定不會有太大問題;二是民間收藏機構或個人收藏展，這就需要天津市文物局文物處的專家進行調研、論證，經過備案的展品在展覽說明牌上的標注要對觀眾進行正確引導。

民間收藏者常會以“我認為”作為對其藏品的判斷標準，這對參觀者容易造成誤導。現在，有了新政策出臺，規范鑒定變成公益性咨詢常態機制，意味著未來博物館、美術館、文物商店等會長期面向公眾提供文物鑒定服務，民間收藏者將有更多接觸專業文博專家進行藏品鑒定的機會與通道，更能方便民間收藏者進行展覽和交流。

許洪流(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

此次六部門聯合出臺的這份意見令人振奮。身處“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浙江省，浙江省博物館在拓展博物館業務方面做了不少嘗試、探索。2004年1月，浙博舉辦了“家有寶藏”展，并于2005年拉開“民間藏品進浙博”系列展的序幕，迄今已舉辦15場各類專題展覽;又在省文物局的指導下，連續多年開展“民間博物館幫扶活動”。為促進海外文物回流，2013年1月浙博成功接收香港實業家、收藏家曹其鏞夫婦捐贈的160件(組)歷代珍貴漆器。

凡此種種，不但使浙博取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極大地提升了美譽度，同時也使浙博在把握文物真實性、合法性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但是，畢竟處于探索階段，缺乏政策保障，我們的步子不算大，業績還不算多。現在，有了六部門聯合出臺的意見，我堅信，“公藏”與“私藏”的壁壘將進一步打通，博物館的天地將更加開闊。

歐樹英(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副秘書長)：

《意見》從起草到落地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中國拍賣行業協會也自國家文物局著手起草《意見》開始就高度配合并參與其中。據我了解，各部委直到今年還在不斷征求各方面意見，從不同角度參與有關部門的論證工作，十分不易，應該給國家文物局和相關部委“點贊”。

在我看來，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雖然已經得到了長足發展，目前已在國際市場中名列前茅，但規模仍舊有限，特別是受限于可流通文物藝術品的稀缺性，最高點年成交額才不過600億元。

《意見》提出增加有效市場供給，特別是簡化文物拍賣標的的審核程序，不僅是對標新時代“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需要，對釋放企業活動也具有重大意義。希望能將疫情以來，北京等地已經探索形成的簡化審核手續的經驗進一步加以推廣，把臨時措施的經驗推廣形成固定做法。如能從事前審批轉為告知承諾或事后備案，加之信用監管和行業自律，將有效降低時間成本和運營成本，對企業經營會有較大幫助。至于企業是否會加強對現當代文物藝術品的征集，則是一個市場應當回歸市場的問題。就目前而言，隨著年青一代參與市場，市場趣味正在演進，拍賣企業應當重視市場給出的信號，給予積極回應。

不僅如此，中國拍賣行業協會曾多次向相關部門建議對流失在海外的中華文物藝術品回流給予稅收優惠，已在進博會中取得顯著效果。而此次頒布的《意見》對此問題也有進一步解答，提出將“研究調整稅收政策的工作”，可以視為一個好的信號。如果能在目前正在修訂起草中的《增值稅法》中進一步聽取市場意見、明確減免稅收政策，則將對促進中華文物“回家”產生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王佳(上海中福古玩城總經理)：

此次六部門聯合出臺的《意見》，對于行業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利好。其中我最為關注的，是第九條“優化購銷”中提到的要“探索降低文物商店準營門檻”“試點將符合條件的古玩、舊貨市場中涉及文物經營的商戶納入文物商店管理”等內容。

其實在此之前，上海已在探索類似的試點工作。比如2019年12月25日頒布的《上海市民間收藏文物經營管理辦法》，當中就規定古玩舊貨市場內的商戶可以提出申請，由市場主辦單位審核推薦，經文物局批準，統一取得文物商店設立許可，依法從事文物經營活動。中福古玩城也在配合該規定服務商戶。

與此同時，按照上海市的有關規定，中福古玩城在獲得“上海市文物購銷許可企業”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程序申報了符合條件的商戶名單，最后有38家商戶取得了“上海市文物購銷許可商戶”的資格。對于商戶而言，如此一來便可以合規合法從事文物銷售;對于藏家而言，買賣環境得到了更好的保證，可謂意義重大而深遠。

因此我認為，試點將符合條件的商戶納入文物商店管理、支持國有骨干文物商店逐步改革轉型、強化文物商店一級市場主渠道作用……《意見》中明確的這些方向，將更加有助于市場“活水”的形成，值得期待。

另外，《意見》中提到要“支持文物經營主體專業技術人員參加文物博物專業人員職稱評定”。相信這樣的舉措，能夠讓古玩市場符合條件的經營管理者和市場商戶在同等條件下，獲得職稱評定的機會。這將對人才培養和儲備作出難以估量的貢獻，也讓人看到了一種與時俱進。

趙榆(拍賣史專家、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

1974年，對外貿易部、商業部和國家文物局聯合發布過《關于加強文物商業管理和貫徹執行文物保護政策的意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物部門的文件首次由三個部門聯合下發，在當時十分振奮人心。而此次的《意見》，參與出臺的部門更多，顯示出了國家對這項工作的重視，令人興奮。

在我看來，此次《意見》涉及的15項，可謂是將文物藝術品市場的方方面面都顧及到了。更加重要的是，從中能看出《文物保護法》中確立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十六字文物工作方針的指導思想體現。比如第一條就是規范鑒定，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鑒定，文物真偽都無法判斷，那還談何管理?可見國家文物局在起草這個意見時費了很大的工夫、了解過全國的實際情況、并且得到了其他五個部門的認同，值得肯定。

我是1974年進入國家文物局工作的。作為一名老文物工作者，據我的體會，關于對出土文物市場流通的嚴格管理，至今都沒有完全徹底地解決。因此建議國家文物局在規范鑒定的同時，一定要貫徹好“1949年后的出土出水文物一律不允許市場流通”，否則保護文物就是一句空談。

另一方面，鑒定人員不能光有理論，市場才是他們的“大課堂”。因此對鑒定人才的培養，我建議國家文物局可以先以京滬兩地作為試點，重視通過市場來培養人才、舉辦相關學習培訓。一旦試點效果達到了，相信就能把全國各地給帶動起來。(王菁菁 趙玉國 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