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兒童“買賣同罪”是否可行？買、賣行為不宜一概而論

近日，電影《親愛的》原型之一孫海洋夫婦尋子成功，找回14年前被拐賣的兒子孫卓，與孫卓同年被同一犯罪嫌疑人拐走的孩子符建濤也與親生父母團聚。網絡輿論在為這兩個家庭感到欣慰的同時，也紛紛建議對收買被拐兒童的買家進行嚴懲。“買賣同罪”的呼聲再次達到高潮。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需求制造了供給，沒有人收買被拐兒童，也就沒有人販子會處心積慮地拐賣兒童。呼吁“買賣同罪”，加大對買方的處罰力度，到底僅是大眾樸素的正義觀體現，還是在法理上也有可探討的空間?

對買家處罰力度已加重

收買被拐兒童的買家為一己之私，給被拐家庭帶來無盡痛苦。因此，一旦有與尋親相關的新聞曝出，大眾對嚴懲買家的呼吁之聲就會高漲。

實際上，我國刑法已單設了“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并且現行刑法中對此行為的處罰力度已經調整加重。

調整前的1997年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時該條第六款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其中“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免責條款曾飽受詬病，被認為是給了參與拐賣兒童犯罪的買家輕易逃脫法律懲處的空間，也實際成為拐賣兒童犯罪屢禁不止的重要根源。

正因如此，2015年11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將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修改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從“不追究刑事責任”到“從輕處罰”，表明收買被拐兒童行為的免責制度已被取消。

買、賣行為不宜一概而論

“買、賣行為都是犯罪，只是罪名不同，‘買賣同罪’在法律上已經實現，并且在落實層面也不是問題。”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浩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

不過，盡管買、賣兒童行為均被認定為犯罪，且對收買行為的處罰力度已調整加重。但大眾對買家的憤慨情緒并不能被消弭，更多人想要實現的“買賣同罪”，不僅體現在入罪上，在定刑上也呼吁相同處置。這種大眾呼吁的買賣同罪，可行嗎?

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界人士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刑法對“拐賣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兒童罪”的處罰不同，從法理上看，“賣”的目的絕大多數是獲利，而家庭收買的目的一般是養育，且一般不會買多次。而賣可能是有組織地多次作案，二者在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性上是存在差異的，還是有區分的必要。“買賣不同罪”是有法理依據的。

相較于大眾，法學界人士的探討顯然更為理性。記者查閱相關文獻發現，大部分研究者都認為不宜將買賣行為一概而論。拐賣犯罪的處罰應該比單純的收買犯罪更加嚴厲，如果一律適用“買賣同罪”的處罰原則，就會導致刑罰和犯罪行為的輕重不符，容易導致“重刑主義”。而從實際出發，差異化的刑事責任也有利于買家配合警方偵破案件，提高被拐兒童找回概率。

壓縮拐賣兒童犯罪空間

許浩認為，面對拐賣、收買兒童的行為，在刑罰上予以回應只是打擊犯罪的措施之一，更重要的是全面壓縮拐賣兒童犯罪的發生空間，以及提高犯罪被發現率，以此震懾犯罪分子。比如，將新生兒指紋采集、DNA采集作為上戶口和申請身份證的必備流程，以此建立可追溯的身份識別系統，這個系統一旦建立，就會讓“拐賣”無處藏身。

據了解，DNA檢驗、人像大數據等科技手段已成為公安部門偵破拐賣兒童積案，全面查找失蹤被拐兒童的利器。截至今年11月30日，公安機關成功偵破拐賣兒童積案290余起，抓獲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690余名，累計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8307名，其中失蹤被拐人員與親人分離時間最長達74年。

在完善科技手段之外，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教師楊敬之還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應從多方出發做好預防措施，如：通過加大法治宣傳教育，增強監護人的安全風險防范意識和監護責任意識;加大對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等特殊兒童群體的重點關注;以及完善收養制度等方式，讓社會向“天下無拐”的愿景逐步靠近。(記者 王立芳)